1946年到1949年的3年间，中国大地风云变幻：先是蒋介石把毛泽东赶出延安，后是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出大陆。回顾这场浩大的战争，人们不禁感叹：“毛泽东用兵真如神！”
秘密电台“钓鱼”
毛泽东撤离延安，却不肯离开陕北，说要在黄土高原“钓鱼”，调动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。这与蒋介石的“心意”不谋而合，他也正琢磨如何奇袭，吃掉中共最高首脑机关，毕其功于一役！
胡宗南的23万大军整日在陕北的山沟里搜剿。毛泽东知道自己走的是一着险棋，必须采取必要的保险措施。撤出延安后，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开会，决定把中央“一分为三”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，转战陕北，指挥全国战事；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，转移至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，领导土改和根据地建设；叶剑英、杨尚昆、李维汉、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，到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负责后勤工作。三线布置，损失一线还有一线。
前委是一线，深陷敌后，风险最大，当然要配备一支警卫部队，其实就是一个手枪连、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。区区4个连的兵力就能保护最高指挥部？原来，毛泽东还带着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、二室主任汪东兴随前委活动，分别负责情报、保卫工作。转移途中，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，在贺家圪台、王家湾一线梯次据守，冒着敌机轰炸，探查敌军战斗力。
前委一律轻装简行，机关带部队加起来还不足千人。因为精干，这支队伍随便找到一个小山村都能隐蔽起来。指挥机关和军委二局、三局以及新华社形成4个大队，统一化名“九支队”，领导干部也一律化名。
带着小部队，撤到王家湾，毛泽东在小小的窑洞指挥部里写下了《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》。在外人看来以小博大是场豪赌，胜算不高。毛泽东却胸有成竹：知己知彼啊！
这场较量始终是一明一暗：九支队走到哪里，胡宗南不知道；胡宗南的部队跟到哪里，毛泽东却很明了，靠的就是秘密电台。
电子战背后的布局
就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前夜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：负责国统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（简称城工部）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（简称社会部）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，城工部秘书长童小鹏任联合秘书处处长、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任联合秘书处副处长。装备上，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，军委三局再拨两部电台，联合秘书处统一由周恩来领导，一手抓军事作战，一手抓情报作战。
童小鹏带来国统区、海外、南洋党组织的电台呼号，罗青长带来西安、北平、兰州、沈阳4个敌后情报电台的声音。他们把每日收到的情报传给周恩来，再由周恩来向解放军各野战军转发。
无线电联络是把双刃剑，既可获得敌方情报，也会泄露己方秘密。西安密报称，胡宗南部队配备了美国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设备，专门捕捉中共无线电信号，搜寻首脑机关。
周恩来为此亲自策划军事首脑机关电讯联络方案。撤出延安之际，他下令总部电台停止发报3天。又致电各野战军，在作战前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信息，或者将司令部发报的大电台改作小电台，再拍至大电台转发，以迷惑敌人。
攻占延安后，西北野战军躲在暗处，司令员彭德怀、政委习仲勋凭借可靠的情报伺机出拳。国民党右翼掩护的31旅相对孤立，被彭德怀抓住漏洞，青化砭一战活捉其旅长。占领延安才6天的胡宗南对这次失利很不服气，立即派兵追击。毛泽东设计了 “蘑菇战术”，让彭德怀牵着国民党在山沟里转悠，避免作战，削其锐气。
接着，周恩来又放出假情报，蒋介石上了当，判断共产党总部在绥德，命令胡宗南向东北进击。其实，毛泽东正隐身在400多公里外的王家湾，在这个安静的小山村指挥远方战事。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绥德空跑，有如“武装大游行”，西北野战军主力抄敌后路，端了胡宗南的后方补给站！
其间，军委二局的侦听电台又截获国民党军动向，瓦窑堡一战全歼国民党军135旅。
就这样，最高指挥部不断总结经验，一边在陕北牵制国民党战略预备大军，一边腾出主力部队，刘邓、陈粟、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，轰轰烈烈的三大战役一触即发，而在后方，护卫帅旗，秘密战线亦功不可没。
